《写作》新刊︱叶李、栾嘉澍：双线写作、精神升华与生命思辨——简论刘诗伟新作《一生彩排》中的时代叙事

  当一众当代文学作品沉浸于对过往千篇一律的追怀时，湖北作家刘诗伟的新作《一生彩排》为时代叙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比起新颖的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小说更重要的突破在于其对时代故事的讲述没有因循一味浪漫化或感伤化的“怀旧”叙事成规，而是在双线叙事的整体逻辑和精神升华的情节编排中连缀三个时代的故事，并呈现对时代和人生的深层思辨，表达对生命美善的追问与探寻。小说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对“作家如何书写时代”的问题给出了新的回应。

  一直以来，对时代故事的处理是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中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不少作家以巨大的热诚和开拓性的文学实践积极回应的文化命题。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与时代互动的轨迹，从伤痕文学对“文革”往事的揭露与反思到寻根文学对传统民族性的思考，再到先锋文学对历史的解构与重述，此消彼长的创作风潮对时代叙事的探索包含了这样的追问：作家该怎么样讲述时代的故事，如何继续探索人与时代的关系？作家的写作要如何融入时代又超脱于时代？小说创作如何让“过去”“当下”乃至“未来”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对线年代以来，随文学在社会的渐趋边缘化和“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开展，不少作家的“怀旧”情绪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激发。将过往的时代浪漫化或诗意化成了一种写作惯性，作家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怀旧书写里寄托幻梦般的感伤回忆，乃至着力渲染当下的物是人非与失落感，或用更锋利的笔触昭示一个时代的彻底死亡：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借助曾经的“上海小姐”王绮瑶之死表达老上海时代的消逝，汪曾祺也在《胡同文化》里对着老北京的胡同照片“怅望低徊”。而放眼整个文艺领域，也有诸如北岛“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的无奈，以及贾樟柯电影《站台》对20世纪80年代青年们精神世界的深度呈现和时代变迁后极尽渲染的悲凉感。“怀旧”叙事的普遍性在无数创作中被有力证明。然而，我们也可以对这种叙事逻辑提出疑问：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当下或未来是不是真的如此不堪？过去的“失去”是我们进入当下和未来的必然吗？看似失去的东西（生命中的美与善）真的如逝水东流，一去不返了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将其寻回？一味的感伤与浪漫或许会遮蔽对时代更具有建设性的判断，对过去的单向度的美化也不应该成为时代叙事的宿命。正如吉奥乔·阿甘本对“何为当代人”的阐发：“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一个真正具有当代性的人，应该具有在时代之外凝视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眼光。在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应该期待一种不单纯被“怀念”或“批判”裹挟的、多元化、体现更多可能性的时代叙事。

  湖北实力作家刘诗伟近期推出了新作《一生彩排》，这部小说体现了别具一格的探索：如何讲述时代故事，如何在文学书写与时代之间建立一种深刻的有机的联系，如何让书写实践真正与时代有力地互动，如何使时代叙事具有新的美学品质和精神内涵。《一生彩排》整体的叙事方式在现实环境与精神世界之间游走，向外可以个人视角描写政坛商界风云，刻画生活巨变，笔法老辣；向内可回归至寻找生命之美的主线，百转千回，表现精神力量。而比起广泛的涉猎领域和内容体量，作品在时代叙事层面的创新点反而更有必要注意一下。《一生彩排》没有因循对过去时代感伤化、浪漫化的叙事陈规，而是将人与时代置于一个更大的“彩排”和“演出”的辩证关系中：生命究竟是一次次“彩排”的集合，还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演出”？“失去”和“寻回”又是否只会在生命彩排中一成不变地反复重演？在写出时代洪流奔涌态势的同时展开超越时代的思辨，或许正是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

  刘诗伟在从事文学写作之外，也兼有“下海”从商和开办咨询机构的履历。或许也正因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刘诗伟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投身时代大潮的商界精英：《南方的秘密》中的顺哥、《拯救》中的刘浪、《或许顶顶红》中的许志林等等。作者大多以他们个人的故事为主线，表现时代变迁之势、社会人生百态和经典人物的生命品格。

  而《一生彩排》在作家自身创作谱系当中体现的突破性在于，作品中主角的塑造超越了对某一具体类型人物的刻画。小说有四个不同身份又殊途同归的主角形象，他们姓赵钱孙李，名春夏秋冬。主角们的姓名作为芸芸众生（《百家姓》的前四姓）和四时更替的隐喻，被作者的巧思赋予了“人”和“时间”的互文性，进而为小说探讨人与时代的关系做好初步的铺垫。四人在相互独立又有所关联的三个时代截面（1983、2000、2017）中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却也都坚守着追寻虹女（美善）的初心和理想。作者对主角人生故事的安排，既呈现了一代人的生命素描，也与一味刻画“物是人非”的感伤化时代叙事拉开了距离。

  小说在人物刻画中更独特的设计，则是引入了一位从未真实露面的潜在主人公——刘虹女。作者大书中援引了《类说》对“虹女”一词的记载：“《江表录》：“首阳山有晩虹，下饮溪水，化为女子。明帝召入宫，曰：‘我仙女也，暂降人间。’帝欲逼幸，而有难色，忽有声如雷，复化为虹而去”。元杨维桢《花游曲》中也有“水天虹女忽当门，午光穿漏海霞裙”的描写。刘虹女作为小说中“美”与“善”的核心象征，于1983年的“流言”中首次登场，而“美”与“善”也恰恰是人们心中被浪漫化的80年代的特质。而小说对“刘虹女遭遇未遂”这一情节的着墨同样有着两种含义：第一，未遂与“虹女”原典中的神话故事如出一辙：刘虹女在未遂的后出走，虹女神面对明帝的“逼幸”也“化为虹而去”，两段故事内在的可比附之处也暗示了刘虹女美好人格的神性特征；第二，刘虹女的失踪将上卷（80年代）的叙事引向了结束。而对那些总是将过去浪漫化的写作者而言，美与善的破灭似乎也是时代行进的必然结果。但是，的未完成与刘虹女在小说结尾的“假死”，又证明作者跳出了对过去时代的“模式化”的怀念机制，以一种复归乃至永恒的眼光回望80年代的时代精神。这无疑是对传统时代叙事的一次反拨与新变。

  正如上文的分析，刘虹女从失踪到复活的情节安排成为全书的重要线索，体现了生命与时代之美善的失而复得，也为小说确定了一种“失去”与“寻回”交替复现的写作基调。而作者的这一叙事策略也如波形的双线一般贯穿在整部作品中，成为小说时代叙事的有力创新点。对“生命之美善”的塑造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呈现的部分，也是小说精神主旨的所在。小说里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人物、动物乃至物象，带有美学象征意义的俯拾皆是：除了至美至纯的刘虹女，也有热爱文学、向往爱情乃至为美而疯狂的80年代青年（主角四人、“普希金”、写诗的女工等），以及富有灵性的白鸽和小白猪等等。《一生彩排》中出现、消失又复现的许多形象在某一种意义上都是刘虹女的灵魂投射。然而一切美好的事物在作者笔下又似乎是易碎和容易失去的：上卷中，在刘虹女失踪之后，如精灵般出现在钱夏身边的白猪又被赵春一脚踢死：中卷里刘虹女的母亲王昭红离开人世，而文中说她“长得标致，能歌善舞”，能让赵春“眼前浮现出最初的刘虹女”，正是刘虹女在上一代的投影；下卷里热爱诗歌的“普希金”变成大腹便便的卤鸡店老板，曾在河床上与刘虹女亲近的白鸽变成批量生产的卤鸽，荒岛即将被开发，赵春去世……似乎都在昭示美的幻灭。

  但是，正如作者对刘虹女“假死”的情节处理，另一条在时代叙事中交替的故事线以寻回和诞生为母题，不停为读者营造“失而复得”的欣慰，也为作品赋予积极的价值基调：小虹女的出现、横跨荒岛的彩虹、被李霞儿重新养起的小白猪、众人遇到的刘虹女的“化身”、以及雅典娜的设想和“机器人阿猪”的出现等等，又是美学象征在追寻中不断复归的结果。结尾主角们在赵春去世后终于侦破了“虹女之墓”的悬案，结果却得到了“刘虹女还活着”的消息。死与生、真与假的转换与衔接，为小说增添了更深层的戏剧性和诗性意味。一次次消失与再现在生命中交替发生，一段生命的终点也是另一段生命的起点。就像小说开头一句，“随时都是开端”。在《一生彩排》里，“失去”不再是无可挽回的、令人唏嘘的现实，而也可能是下一次“寻回”的先声与序曲。过去的美好不会如单行道一般跟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未来也并非遥远到无法触碰。得与失的两条叙事线路均匀分布在上中下卷的三段时代叙事中，赵钱孙李四人的侦破伴随着自己对过往时代的回忆，但主角们又不耽溺于回忆。两条叙事线路在悬案侦缉的过程中合二为一的同时，三个时间段的故事也得以连缀，整段叙事因此浑然一体。

  《一生彩排》故事情节的行进方式脱离了单向的“追怀”或“展望”，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时代叙事美学：不再对“过去”倾斜过多的情感，而是借助情节的推进发掘不同时代交替复现的美与善，让读者可以从新的角度探讨人与时代，时间与生命的关系。

  如果说交替的双线叙事是作者在客观上表现时代和生命更迭的整体框架，那主角四人在三段时代叙事中对刘虹女（生命之美善）的不懈追寻则正是作者主观想传达的精神强音。小说开篇写道：“一切都在流淌，未来没有格式。”巧妙的是，这句话又可以和全书结尾众人唱起的《昨日重现》形成呼应，似乎在昭示一种新的叙事逻辑：往事会伴随着时代的行进和变化又以新的面貌又出现，也会带来新的考验，需要新的思考路径和解决方式。面对生命中一次次“魂兮归来”般的挑战，小说中的四个主角在坚持侦破悬案，追求生命美善的同时，自己的精神与生命也得到了淬炼。

  而主角们对生命之美的不懈追寻和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也在作者对AI和机器人技术的探讨中得到了呈现。AI是未来技术的典型代表，但小说的处理弱化了其作为科技成果的科学特征，而是更重视其象征意义与美学价值，借助科技或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对其寄托政治和社会理想。孙秋从“万治优选法”的构想到对“雅典娜”的研发和对“美人与美政”的坚持，既是古典楚文化在21世纪的复归，是刘虹女的“灵魂”再现，也是对小说开头话剧《虹女》中美学理念的呼应：

  《虹女》话剧虽然只在上卷作为回忆的片段出现，但其中蕴含的美学与政治理想在下卷小虹女对机器人总统“雅典娜”的介绍中得到了更深入的阐发。书中的虹女（中国传说中的女神）和唐璜（西方历史中的传奇英雄）在话剧中展开了跨越中外的对话（如书中孙秋所言“虹女是唐璜的另一面”）；以及孙秋和小虹女研发的人工智能总统以“雅典娜”（西方的智慧女神）为名又同时承载着“美人与美政”（先秦流传至今的古老美学和政治理想）的期许。唐璜是拜伦笔下时代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代言者，屈原也在《离骚》中表达自己对美人、美德乃至美政的不懈探求（“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从明君贤臣到自由民主，东西方先贤的政治理想也符合他们对美善的追求。而作者借小说人物之手（孙秋和小虹女）将先人未竞的理念置入对AI前景的期许和探索中：“雅典娜”的想象是新时代对《虹女》的续写，是对80 年代“如虹”之美的回望与致意，更是关乎人类与未来的永恒命题。

  因此，小说在线性的时代叙事之外，同样在传达跨越历史和空间的，凝聚所有人类思想成果的美学理想和政治寄托，而这如虹般的期许又是对过往时代做出的新的回应。30年前的生命牵绊在不同的时间以相同的人被不同的方式不断突破和延展，从一开始的四个人到“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达成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叙事效果，而闪耀其中的正是一种追求生命之美的坚定信念。至此，一个与追寻美相关的故事有了更大的格局和意义——“良善与美，是永恒的答案”。

  小说的书名是《一生彩排》，腰封上写着“一生都在彩排，从来不曾演出”。乍听起来仿佛刚好与鸡汤名言“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相悖，但是这个书名也似乎很容易让初读者一头雾水，毕竟书中与“彩排”的字面意义相关的内容少之又少。而要具体理解“彩排”的深层涵义和作为书名的合理性，或许需要初读之后再次梳理全书的线索，重新回顾故事的情节起伏并寻找一些细节，才能大致得出一点关于书名与“彩排”这一意象思想内涵的思考。

  如果只从书中的情节中寻找“彩排”，在字面上与之相关的或许只有上卷中大学时代主角们对话剧《虹女》的创作、排练和演出。而正如前文的分析，《虹女》话剧是作者美学和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而对《虹女》话剧的一次次彩排，也是主角四人逐渐深入认识到刘虹女的美善并对其萌生爱意的过程。在戏里（“如虹”的美德）和戏外（刘虹女）并存的对美与善的追求，构成小说情节行进的重要主线。

  而如果跳出具体的字面意义去探讨“演出”和“彩排”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再一次着眼于小说整体的叙事结构。正如上文对叙事方式的分析，小说中充斥着交替复现的失去与寻获。而如果从个体的生命尺度出发，当失去和寻回都在时代和人生的不同阶段多次出现的时候，过去情节的重演恰如一场正剧开始前的彩排。主角们为一生中殊途同归的三桩悬案付出相似又不完全相同的努力：四人对小虹女的爱与善意、与刘虹女“幻影”的邂逅和追逐，都可以被看作是寻获刘虹女之前的“彩排”。而他们一次次的侦缉、回忆与幻想，又让每次彩排都变得弥足珍贵。但生命终究不是可以无限彩排的舞台。小说结尾赵春在“虹女之墓”的案件侦破前去世，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人生行进的有限性、单向性和死亡宿命般的必然，也预示“演出”在开始之前仿佛就已结束；而三位老友唱起《昨日重现》，又似乎在强调生命旅程中往事的复归。这里再次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辩证关系，即：如果人生就是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重复过去的情节，为一场尚未开演的正剧彩排的话，那么对于一段不可逆转的单向人生旅程而言，每一次看似相同又有不同之处的“彩排”是否也会构成一场值得纪念的演出？

  而作者经由这一辩证关系想要传达的，可能仅仅是一种朴素的真理：我们在演出之前努力彩排，又用一次次的彩排完成演出。而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的诗意想象，或许都只是生命戏剧中那些微不足道的彩排。无需为单向行进的时代或生命悲哀，不可逆转的时间同样会成就独一无二的演出。在这里，小说借由题目与内容的双向对话，完成了一次生命尺度上“彩排”与“演出”的终极思辨，再次跳脱和超越了以单纯“怀旧”为主的时代叙事。

  作者叙事的野心和高明之处或许就在于此：新与旧、遗失与寻获、浪漫与悬疑、物质与精神都在一个流动的范围内巧妙地、辩证地达成平衡。过去与未来交相辉映，在看似交替复现的叙事中螺旋上升，既不失去情节的悬念又不让小说进入俗套的“感时伤怀”路径，让看似俗套的爱情悬案有了新的价值。刘诗伟的写作中不乏充满年代痕迹的叙事。无论是《南方的秘密》《拯救》还是《在时光之外》都有着浓重的时代底色和斑驳的时代痕迹，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对小说主人公生命哲学的探讨也同样超过了时代的局限。来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叙事方式，以及对生活和生命永恒性的思考，为作品本身带来了更为隽永的思想内涵。作为这一叙事艺术的延续，《一生彩排》在擎起精神旗帜的同时，也对当下、未来乃至历史发出追问。

  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中曾提出一种沉重的假设：“历史的本然存在，甚至吊诡地成为集恶之大成的见证……每当历史书写开始‘建构’过去，往往便得先自曝劣迹；善的追求成为无限延后的目标。”在王德威看来，历史的本来作用是“记恶以扬善”。而当恶行恶迹在每一个交替的时代反复上演时，“恶”又仿佛与历史形成了一种本质性的绑定，对美与善的追求反而被压抑。

  然而在读罢《一生彩排》之后，我们同样也可以提出相反的猜想：在可怖的怪兽之外，时间和历史的长河中同样隐藏着一位至善的美神，她会以种种方式在人世间多次留下痕迹，周而复始；而对美神的追寻纵使艰难而长久，也一样能成为历史和人生书写的方式，更是对未来社会一次诚挚的期许。《一生彩排》的故事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实证：正如小说的书名，我们一生或许都在为过去的某个桥段反复彩排，或许每一天都是“昨日重现”。而这看似朝向过去的一生彩排，也同样是一次指向未来的，无法替代的演出。

  原标题：《《写作》新刊︱叶李、栾嘉澍：双线写作、精神升华与生命思辨——简论刘诗伟新作《一生彩排》中的时代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