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平凡人的一生是一场挣扎后的认输

  前段时间，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去看了这部老电影《站台》，贾樟柯用这样两个字，概括了平凡人的一生轮回。

  在我看来，是因为这是一部“向后”的剧。它不同于我们习惯的那些青春偶像剧，都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跌宕，悬念伏笔带着你的好奇心向着结局冲刺，或喜或悲最后给你一个既定的答案。

  《站台》的好，好在它一如既往的继承了贾樟柯长镜头的镜头叙事方式，一步三回头的，向我们娓娓道来，你的思绪不断地在重复和延绵的镜头内外延伸，直至你的人生与电影产生了重叠，那一刻，你便懂了。

  是个人奋斗，是历史进程，是家庭出生，是故乡的熏陶，还是对故乡的嫌弃、挣脱、逃离。

  这不是一部你想成为谁的故事。它说：“那些你不想成为的人和生活，最终成为了我们平凡人的一生，这是一场轮回，大多数人没法逃脱。”

  故事的场景，仍然是贾樟柯最熟悉的山西临汾的土地上，依旧是入眼一片斑驳和焦黄的底色，一群这片土地土生土长的文工团的年轻人，在亢奋又失序的年代里，过着自己的生活。

  故事的内容很简单，文革刚刚画上句号的山西小镇，一群文工团的演员，坐着汽车奔波不停的演出。他们自己化妆、自己排练节目，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最大的舞台和最多的观众等着他们，台下的男女老少将舞台围着水泄不通，待他们上去，舞台亮起，他们变成了这个小世界的中心。

  故事的人物就是这群文工团里的演员们，暗结情愫的张军和钟萍，暧昧不清的尹瑞娟和崔明亮，头脑精明的二勇，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

  故事的开头，剧团下乡演出，歌曲开始唱着《火车向着韶山去》，文革结束，新的世界好像就展现在这群新一代的80人身后，但他们就像歌曲里唱到的那样，谁也不知道去往“韶山”这个新世界需要多久，以及路在哪里。

  镜头一转，昏暗的夜里，一列停靠在路边的公交车，演员们坐在在车里，团长点着名字。四周是漆黑的夜，只有车里一盏亮起的灯成为了唯一的光源；演员们应答的声音此起彼伏，当喊道：“崔明亮”时，应答有了停留。时间在狭窄逼仄的空间里流逝，当崔明亮进入车厢里，便有了与“世界”的第一次对抗——年轻的80后与陈旧的规章制度的对抗。

  镜头再转，车里的灯光熄灭，与四周的夜融为一体，黑暗中我们分不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只听见一群年轻人欢乐的学起了火车的声音，“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像是一群人在时代的洪流里茫然而快乐的寻觅和奔跑。

  然而，《站台》的字幕在此时才出现，原来电影到这里，才真正开始。而在这里，贾樟柯运用一个伏笔的手法，巧妙地抛出了电影的第一层主题：70年代时时代结束，80年代的时代开始，但我们谁也不知道，如何在新的时代里，往前走，前方是黑暗，没有亮光。

  镜头移转，回到崔明亮的家中，作为新时代年轻人的崔明亮听说城里的年轻人流行穿喇叭裤，他便让母亲把自己的裤子剪开，缝出敞口的形状。

  “向往”总是从“模仿”开始的，城市的潮流在时代的前端，当这样的流行在城市中散去，刚好落在这些小县城里，变成了时代里“过时的”流行。就像曾经风光无限的父辈们，在新的时代里，便成为了落后的一群人。

  所以影片在这里，巧妙地形成了第二层与“世界”的对抗——年轻的“崔明亮”们与年老的“父辈们”的对抗。无疑，在这场对抗中，年轻的崔明亮们是这个时代里最先锋的存在，他们从穿着到言谈，再到思想观念，都与父辈们有着非常大分歧。看到这个地方，想到自己，我们得知，原来所谓的代沟，是相似的。

  在当代中国小城镇中，城镇意象无疑代表着一种处于夹缝中的社会空间,。就像钱钟书的《围城》中所叙述的那样，固定的空间里，特定人物的生存挣扎使它成功的孕育了矛盾和彷徨。“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先进来。”固定空间架构里的冲突始终没有办法排解。

  而这种固定的空间，代指的是不变的时间空间里人类对于陈旧事物的失望和外部世界的希望。在这里，城墙的意象使用，便与《小城之春》格外相似。闭塞的环境使它禁锢步伐，无法向前发展成为更加壮阔的城市，城镇如此，城镇里的人物也是如此。

  在电影里，有这样一组反复出现的镜头，在这座老城的城墙上，年轻的男男女女们在这里上演着属于他们的爱恨别离。崔明亮与尹瑞娟在这里暧昧，在这里分开。崔明亮们在这里扔石块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恨。城墙在这里显得至关重要，或者换句话说，城墙构成了故事的第二层主题：进城、出城；离去、归来；不论怎样抉择，最终你都要从城外走向城里，从离去走向归来。

  除了城墙之外，另一层最具城市意象的便是街道，这在《站台》里有两组格外有深意的镜头，一组镜头是被尹瑞娟拒绝后的崔明亮站在街道的橱窗前，镜头摇转，展现的是橱窗里的相片，这是与情感表达最明显的一种事物——一张小小的相片里，爱情、友情、亲情，所有与感情有关的都会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

  另一组镜头是尹瑞娟与崔明亮的再次相遇，尹瑞娟站在橱窗前，镜头后移，展现的是街道破败开挖的道路。两组镜头里，时代的破坏性和永远不变的温馨日常便形成了一种对立，时代变迁便一目了然。破与立，便意味着得与失。

  在电影里，有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摇移镜头：一个是重新改组后的文工团下乡演出，被困在荒无人烟的荒地，大家在兴致勃勃地谈论，镜头移转是缩在镜头一角的崔明亮与一团升起的篝火。这是关于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对抗。一个是张军和钟萍被抓，钟萍因为张军的犹豫最终离开，镜头移转是小尾内科奏起了《是否》, 镜头再摇, 崔明亮独自点烟, 哼起了《是否》, 镜头再到当时的排练地方, 人去楼空……多年以后, 尹瑞娟在办公的地方整理资料, 又响起了《是否》。这是关于青春情感中欢聚与离别的对抗。第三个镜头是独自在办公的地方整理资料的尹瑞娟在听到歌声后，不由自主地跳起了曾经地舞蹈。这是关于理想和现实地对抗。

  人物角色的发展和环境变迁构成《站台》的叙述次序，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蕴涵着生命的感伤。贾樟柯说，铁路意味着未来、远方、希望，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

  其实，火车是这部影片最明显的一种比喻，声音和视线所见到的，由远及近的带给我们最为强烈的对外界的刺激。那隐藏在这些声音与视线所及的地方背后的东西呢？

  比如影片中始终没再次出现的站台，便构成了一种暗喻，站台是见证离别与归来最多的地方，它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做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却发现，青春的列车从未在我们这样的人面前做出短暂的停留。

  在影片的最后，俨然是几年后的时间，在一间屋子里，崔明亮躺在沙发上昏睡，一旁，殷瑞君啊抱着孩子逗趣，几分钟的长镜头里，忽然灶上的水开了，水壶发出的呜鸣声像极了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然后黑幕降临，我们好像又重新再回到了影片最开始的时候。电影没有去细说，最后崔明亮怎么和尹瑞娟在一起的，瑞娟为什么突然穿上了税务工作服，对于有些改变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吧，我们却接受的是事情的结果。

  崔明亮和尹瑞娟们，终究是回到了这片土地，过上了最平凡的生活，成为了他们曾经拼命想否定和远离的人，至此一个平凡人的轮回，便结束了。

  在写这篇影评的时候，我想起了曾经在图书馆看到过的一本关于贾樟柯的采访文本，在书里，记者曾经问贾樟柯，创作“故乡三部曲“的初衷是什么？贾樟柯回答：“不能因为整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翻的人”

  钱钟书先生在《论快乐》中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大家都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便是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无论是《站台》里的年轻人，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因为这块“方糖”，把跌倒叫做成长，想哭却不能哭，想笑时要忍住笑，却在选择的时候，抓住了最实际的，而不是最梦幻的，然后等年过四十，大家在一起，喝一口酒，然后告诉同样境遇的儿时的同伴，“我真是身不由己啊！”。这就是《站台》中的那些年轻人之后的样子，贾樟柯用自己故土上发生在那一时期的那一段事，向我们表达一种“迷茫”，“我们该去往何处？”，但也给出“一般人”的答案，“对生活表示顺从”。

  真正的勇者，不是把自己一生过得波澜壮阔的人，而是勇于承认生活是平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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